回忆鸠山大学的三位老师

文：殷振志

我是鸠山红专大学复生后的第二批学员，入校时间大约在1974年4月，我高中毕业刚一年多，在家务农，也作为文化青年在村里跑点儿事，比如搞科技试验田、办专栏等，虽前途渺茫却也热情甚高。

有一天，大队通知我去“鸠大”上学，我很高兴。因为那时的青年人虽有学可上，却无“大学”可学。上大学是青年人的梦想，但要由公社推荐，且指标甚少。我不知道鸠山大学为何物，但好歹有“大学”可上，倒也满以为自豪的。后来的经验证明，鸠山大学竟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

当时鸠山大学云集了一批优秀的教职工队伍，他们都从不同的侧面给了我不同的教益。其中有三位老师，在我学习工作的四年多时间里，他们给我的影响很深，我也最敬佩他们。

“政治家”

张海滨

1974年4月进入鸠山大学后，同学们就在谈论着张海滨，说他如何如何了不起。上世纪60年代初期，不知出于何故，鸠山大学被砍掉了。曾经为鸠山大学贡献过青春和抱负的张海滨，竟然上书中央，直接写信给康生，为鸠山大学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鸣不平，为此当时的河南省委领导还专门接见了他。

那时自己小，没见过世面，听到这些事，觉得这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啊!有时也天真地想，这次鸠大复生是不是与他也有关系呢？

想到此，就更对他肃然起敬了。后来见到他，更觉得只有他才配做这样的事。那时的他30多岁，风华正茂，长得英俊而儒雅，为人热情而正直。他很活跃，作为学校领导班子成员，他很善于处理关系，处事稳重而灵活，说话亲切而富于情理，宽以待人又不失主见。他不会激化矛盾，却能将矛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。他的发型、神色和风度有点儿周恩来的影子，颇具政治家的气度。让人很愿意接近他，但有一丝敬畏。后来听说了他的一些经历，又觉得他是为理想可以献身的人，他的勇气和胆识也是源于他的抱负。

一次是1958年中国民航学院招生，他作为职工子弟是可以去上学的。但为了鸠山大学，他硬是放弃了去北京上学的机会;另一次是1962年，他去河南农学院深造，由于他的优秀，学校曾想让他留校工作，但他又一次选择了放弃，毅然回到了培育他的那块热土。当时“鸠大”已经停办，但他仍存一线希望，他不甘心“鸠大”就这样消失。所以他才敢于站出来摇旗呐喊，为“鸠大”的生存鼓与呼。当然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和抗拒历史，但他的精神却让人敬仰。当历史和时代沉淀迂回、盘旋推进的时候，他又是一个与时俱进顺应时代的人。

当鸠山大学面临改革的大潮又一次归于虚无的时候，他看到了中国真正的希望。他放弃了曾经的理想，也为自己的理想曾经发出的一丝光辉而欣慰。他无愧时代，也无愧于人生。因为他曾经为他的时代，为他的理想奋斗过。当我们自鸠大分别再次见面时，那是在1986年，他已在县委宣传部工作，后来又去了县新华书店任经理把一个单位经营得非常好。

“鬼才”

王国亮

国亮老师大约是1974年秋季师专毕业分配到鸠山大学的。和他一起分配去的有好几位老师，但只有他最精神。留短发，前额突出，给人感觉他的大脑很发达;两只眼睛黑又亮，饱满而灵活，寒光逼人；说话小铜声，底气足，不时“嘿嘿”地笑，有种诡秘的味道。

在他面前，你似乎不敢撒谎，他仿佛可以看透你的内心。他为人严谨，处事精明，论道精辟，行动起来有一阵风，既有青年人的朝气，又有长者的老练他给人的感觉是不即不离的，能让人生出一丝敬畏。他是学校领导班子成员，既是管理者又是教书者。作为学校领导之一，他处事不露声色，善于应付局面，有谋士之风。

作为教书者，他富有学养和才华，经常写剧本，有作家之梦。为此，他烟瘾很大，一天两包黄皮许昌烟，一根接一根地吸，以刺激他的思绪和才情。那时他的月工资大约是29元，而一包黄皮许昌2毛5分钱，一天5毛钱，一个月就需要15元，光吸烟就占他每月工资的一半多。作为学生，那时我们连一顿5分钱的菜都不舍得吃，而他竟如此奢侈，如此藐视金钱，觉得他生活得很诗意，很潇洒，有种魏晋人的放达。

然而，最使我钦佩他的是灵性。有一次和他闲聊，不知怎么聊到了字典上，他说最不好查的是四角号码字典。起初他也不知道怎么查，也没请教过别人，就自己有意无意地翻。有一天，翻着翻着，突然就会了。听到这里，我顿时森然，觉得这个人不一般，似有仙人之体。

时间延续到了1977 年。高考恢复后，鸠山大学招进了首批师范生。国亮老师教语文，主攻的是鲁迅专题，这是现代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中最不好讲的课题之一。但他思接天地，旁征博引，讲鲁迅竟也别开生面，新意迭出。那时的他踌躇满志，辛勤耕耘，经常见到他挟着厚厚的书本健步穿梭的身影。他潜心于治学和教学，对自己的研究充满自信。有一次，他说自己所熟悉的一位教授用10年工夫研究鲁迅，他准备用20年时间，不信研究不出成果来。

这时的他，言谈举止中竟有学者气派。后来，鸠大师范撤往漯河，教师分流。他调到县教育局，从一般职员干起，一步步竟干到了纪委书记的位置。2002年，我到县纪委工作不久，他即卸职，赋闲在家。随后听说他研究《周易》，且能应用自如，颇有心得，他能将八卦、六爻课、四柱、梅花易数、奇门遁甲结合起来看，还真让我会心一笑。从知道他顿悟四角号码字典的那一天起，我就深知他有发幽探微的本领。现在，他闲下来了，破解天地之机，徜徉于玄学诡道，正是神仙一般的日子。

“大丈夫”

金盛才

金盛才老师是文殊绳李村人。他身上故事多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他是一个追求真理的理想主义者，其精神操守常人难以比及。他有鲁迅的硬骨头精神，浩气凛然，蔑视名利和权贵。他一生经历无数风雨，甜少苦多，有耶稣担荷人类罪恶的悲剧色彩，其甘愿自我毁灭的勇气让人撕心裂肺。

他望之俨然，即之也温，有民胞物与的悲悯情怀，像山一样的坚韧和沉稳。他有哲学家的素养和气质，看问题尖锐而深邃，说话低沉舒缓，富有逻辑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和肯定。他有军人气概，将才之资，无论得失荣辱，你都不敢小看他，他是那种可以默默无闻但在人的内心仍然可以倚重的人。

约在解放初期，他在许昌高中就读。毕业后参加高考,在高考分数未公布时，军队院校来许昌高中，要特招一批学生到部队院校深造，当时他就报了名，通过考试体检后，他考入当时的沈阳陆军学院。刚到校不久，北京农业大学也下达了录取通知书。他把这些情况向院校领导作了汇报，院校领导说，为了他本人前途，愿走愿留尊重他本人意愿。他当时表态，为了支援军队建设，他愿意留在军队院校继续深造。后因空军急需一批知识型青年，他又被派到空军院校学习，后被分配到北京空军第四航空学校任雷达教员，以后又当过《战士报》记者。

“文革”开始时，他被派到北京无线电一厂作军代表，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时，他曾在天安门前值勤，并见过毛主席这是他一生感到的最大幸福。后来，他回原单位。当时北京空军第四航校的校长是少将梁军(系林彪死党，因林彪事件被捕)。当时军队两派斗争十分厉害，梁军为拉拢一批势力保自己，就委任他做航校印刷厂的厂长兼党支部书记。而他也没辜负梁军的期望，率领厂里的员工极力保梁军。通过一段交往和观察，他发现了梁军的一些劣迹，随后又反戈一击，造了梁军的反。为此梁军找他谈话，说自己很器重他，并私下里封官许愿，而他竟不为所动。

此时，他的家人已到了随军年限，妻子儿女几个人的户口已迁到了北京。但他思前想后，又劝家人把户口迁回农村，并说根据当时的形势发展，他要和梁军斗到底，并随时准备着复员回农村。果不其然，后来随着斗争的深入,他们这一批反梁军的院校教员，统统被集体复员。复员后他被分配到许昌五中教书，对此他不感兴趣，当时和家人商量，他要回村当党支部书记，要改变家乡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。他这种想法立即遭到了全家人的极力反对，并对他有诸多埋怨。

林彪事件后，他庆幸的对家人说：“当时我在部队反梁军是反对了，我如果跟梁军走，现在也被列入梁军死党入狱了，那可真是死有余辜了，看来是爬得越高跌得越惨。”当时第四航校是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抓的一个点，和金老师同事的几个教员，由于死保梁军，都被提拔为团、师级干部，林彪事件后都被审查，有两个还随梁军入了狱。

在许昌五中教了大概2年的书，他一心二心想着回禹县，后来正值鸠山大学恢复，他就回到了鸠山大学。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大约40岁左右，一看就气度不凡，像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言谈举止坚毅而从容，使人很想靠近他、依赖他。他教政治课，对哲学尤其精通，他对大学里的哲学讲义并不赞成，曾遗憾自己没做个哲学教授。他不是学校领导成员，但总觉得学校很倚重他，而他似乎并不是太合作，常有龃龉的事情发生，有时弄得还很激烈。

我不知道这其中的内情，也无意评价他们之间的对错是非，但我宁愿相信他们之间的不愉快更多的是人格与见识的差异，是他那鲁迅式的气质和天生的对现实的批判精神。他藐视那些政治伎俩，把真理和真诚、崇高和奉献、清白与无私似乎看的更高更重。后来的一件事，他又一次让人见识了他的惊人之举。

他的儿子也在鸠山大学学习，毕业后留校工作，并很快被转为当时禹县的首批“亦工亦农”，有了正式的工作和工资。这在当时是很多人想办都办不到的事。但他认为这是学校在照顾他，一个党员干部不应该搞特殊，年轻人的路应该自己走，鸠山大学就是培养农村人才的，应该从哪里来还到哪里去。当时政治斗争中有反资产阶级法权一说，于是他就从自身开刀，冲破来自学校、社会、家庭的重重阻力，毅然劝儿子辞去工作，返乡务农。

这在当时是多么地不可思议啊！当人们都珍视美好的时候，他又一次将美好撕毁给人看。是憨，是傻，是计谋，是邪恶，是深谋远虑，是未卜先知?任由世俗评说。但有一点现在看来他是做对了。80年代初期，除厂矿企业，所有机关、学校、事业单位都在清理“亦工亦农”。这样，金老师的儿子即使当时不回去，事后还得回去。而事后回去很悲凉，提前回去悲凉中带有壮烈，让人间久久回旋着他那股英雄气。

儿子走了，他在“鸠大”的一台大戏也唱完了，他也该走了。于是，没到鸠山大学又一次被解散，他就提前回到了本地的学校教书。他的人生从城市到乡村、从高潮到低潮、从上坡到下坡，也算滚到底了，从此他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，即使这样，他仍然力所能及地接济和帮助别人，而很少顾到自己的家庭和儿女。

他在大是大非面前义无反顾，在弱小众生面前却又菩萨心肠。他常想将自己的一生写成自传，将自己的心灵撕裂给人看，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成行。到了晚年，他思索更多的是生命的真正意义和宇宙的本相，他一生都在寻求答案。后来，听说他在研究基督教，按南怀瑾的说法，宗教信仰乃大丈夫之事，非帝王将相所能为。

因为超越自我，跨出世俗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决心啊！他一生仰不怍于天，俯不愧于人，晚年的他又一次做了回大丈夫。他是我一生最敬重的人之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