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夏第一都的重要作用

文：连城丨图：网络

历史一直在寻找“华夏第一都”。今称“华夏第一都”的城市有：偃师，安阳，夏县，禹州，登封，临汾，曹县等。多个第一，等于没第一。这样不但搞乱了历史，也使“华夏第一都”变得虚无缥缈毫无分量，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与意义。拨乱反正，制空全局，乃治国之要之首。“华夏第一都”是历史的坐标，国家的标志，民族的象征，重于泰山，怎可各执一词，草率行事！只有华夏第一国都，才能称之为“华夏第一都”。

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，必须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，自觉从大局看问题，把工作放到大局中思考、定位、摆布，做到正确认识大局、自觉服从大局、坚决维护大局。史之大局，事关国之大局，更应有大局意识。否则，很容易得出偏面、错误的观点，甚至走进死胡同里出不来，必影响国之大局，其害大矣！只有站在更高的层面，用全局、宏观、发展的眼光，从主流、大局看问题，才能认识史之大局之重要性。

研究历史就是追寻文明的脚步，去探秘文化的本源。通过文化的崛起，实现文明的复兴。只有全面了解了历史，才能明白“华夏第一都”的伟大作用及重要意义。夏是中国第一个朝代，是中华民族的根，创造了刚柔相济、兼容并蓄、博大精深、天人合一、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，孕育出政治民主、天下为公、开放包容、万邦和谐、绵绵不断的华夏文明，对中国的影响最大最深最远。因此，郑樵在《通志•上宰相书》中才会极力言之：“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，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，会通之义大矣哉！……水不会于海则为滥水，途不通于夏则为穷途。”

文明是中华民族永远的坐标。有了文明坐标，人们对历史、文化、文明有一个清晰的认识，会在潜意识里生成一套正确的定位系统，也就有了方向感，空虚、迷茫、焦躁的灵魂从此变得踏实、自信、宁静，文明之气郁郁葱葱矣。大禹是夏的建立者，全方位缔造了一个中国，为中华民族烙上了永久的文明印记，禹都之地则是这套定位系统的总枢纽。“华夏第一都”不但是历史之坐标，是一座会通于夏的桥梁，也是文明之坐标，是一座智慧的宝库。在华夏民族的根源之地树起文明的大旗，对唤醒华夏文明，让真正优秀的文化复活，实现民族复兴至关重要。

《尚书》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书，从中可知，夏商周的历史只有一禹，帝王百官以禹为典范，史清文盛人心正，而有“画地为牢”“路不拾遗”璀璨夺目的三代文明。春秋以来，人们失去了文明之坐标，迷失了方向，没有了“文明思想”，历史走向了不归之路。老子曰：“黄帝之治天下，使民心一，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。尧治天下，使民心亲，民有为其亲杀其杀而民不非也。舜之治天下，使民心竟，民孕妇十月生子，子生五月而能言，不至乎孩而始谁，则人始有夭矣。

禹之治天下，使民心变，人有心而兵有顺，杀盗非杀人，自为种而天下耳，是以天下大骇，儒、墨皆起。其作始有伦，而今乎妇女，何言哉！余语汝：三皇、五帝之治天下，名曰治之，而乱莫甚焉。”他向往“小国寡民”，“鸡犬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”的空想社会，才有此偏激之语。黄帝与蚩尤、炎帝打得天昏地暗，死亡让人心变得简单。人有远近亲疏并非启于尧，是与生俱来的天性。舜“子生五月而能言”，岂非人妖？禹“始有伦”，说明很好，而一千五百年以后之乱，自与“始”无关。

三皇应是原始社会，不能称之为治，乃口耳相传，非子独知也。黄帝之后的社会越来越糟糕，黄帝之前的社会更糟糕。三皇以前又若何？在子看来，只有空想社会好。“天下皆谓我道大”，子非驴非马之言，成了无聊者喋喋不休的空谈，人而多疑多奸多茫。孔子把原始部落社会称之为“大同”，把国天下圣贤治理的社会称之为“小康”，他向往的是部落社会，才会怀念禅让制，批判世袭制。孔子总是只见表象，禅让制其实就是家长制，对比细化一下不难发现，多数方面，世袭制都要优于禅让制。

“尧舜其犹病诸！”为大同，“禹，吾无间然矣！”为小康，哪个好？“克己复礼”，他要用礼仪道德捆绑人，乃鲧治水，人而多面多伪多欲。史为根，根不正，言必差毫厘，道伪儒迂法诈，文明思想被专制礼教等级禁锢，平等、自由、开放、发展的清泉枯竭，形成了谬之千里的历史。放弃伟大，选择平庸，只能迎接苦难。

《孟子》说：当尧之时，“水逆行，泛滥于中国，蛇龙居之。民无所定，下者为巢，上者为营窟。”《盐铁论》记载：“三年耕而余一年之蓄，九年耕有三年之蓄，此禹。”人们从苦难到安居乐业，从一无所有到有吃不完的粮食，从半野人到文明人，哪个好？人口在增加，社会在发展，物质在积累，没有国家的管理，社会不知要乱成怎样。

《礼记》曰:“禹立三年，百姓以仁遂焉，岂必尽仁。”禹若满口仁义道德，百姓必会嗤之以鼻。“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，则无恶于智矣。禹之行水也，行其所无事也。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，则智亦大矣！”孟子说的好啊，怎奈这样伟大智者太少了！

左丘明在《国语》里说道：“为川者决之使导，为民者宣之使言。”主张像疏通河道那样来疏通言路。经济学专家茅予轼认为“大禹精神的精髓在于他的‘以疏代堵’”。堵可解一时之急，必成大患。疏则通，通则久成。治水如此，治国同理。不知夏禹不可言文明，不知文明不可言历史，不知历史不可言文化，不知文化不可言治世。只要弄明白了这四句话，就读懂了华夏文明，读懂了中国历史，读懂了中华文化，明白了怎样治国平天下。

大禹在方方面面都为人类树起了一个样板，其强大的作用力、深远的影响力无有能及者。老孔永远无法清楚他的品德有多么伟大崇高，永远不能明白他的文化精髓的边际在哪。老孔若能做到禹所做的百分之一，就不会再胡言乱语的夸夸其谈了。

舜赞曰:“俞！地平天成，六府三事允治，万世永赖，时乃功。”尧帝知其功，如古大禹知水源，乃赐号曰“禹”。黄帝、三皇若知禹功，只能自叹不如。老孔却不顾历史事实，用违道、倒退、偏面、微观、空想的眼光看世界，把大禹的成绩否定了，把国家的作用否定了，把夏商周树起的大旗否定了，得出许多偏狭错误的观点生事，憧憬美好的人类、睁眼瞎的历史完全相信了他们的谬论。

历史搞乱了，文明扼杀了，文化多元了，政治跑偏了，人心失控了，学术荒废了。人们失去了方向，便会生出许多的想法，于是有了各自为正的百家争鸣。争者，不同而斗也。口舌之争，最终引发武力之战，春秋五霸，战国七雄，杀人盈地。数百年的战乱把中国文化的精神打散了，把中华文明的大旗打落了，出现了人心不古再不古的倒退文明，换来的只能是满天浮云、弥江愁绪。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，没有过上几天安稳日，皆史乱文乱之祸也。

孙中山曾叹言:“中国近两千多年文明不进步”。鲁迅愤怒道:“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‘仁义道德’四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‘吃人’！”失去文明坐标，就是这么可怕！

文化不要听广告，更要看疗效。今日一个道，明日一个理，皆道理之贼，只会乱世。老孔之论若能治世平天下，他们在春秋就能干出一番大事业。失去工作的老子选择了浪迹天涯，成了名副其实的流浪者。孔子在鲁碰壁，满世界求仕，14年“干七十余君，莫能用”。老孔怎么也想不到，他们自相矛盾的三言两语，却成了秦之后政治的幸运儿。

世人都说老孔高，春秋不治反乱，战争打了三百年是谁的错？儒道兴，华夏文明一路滑坡，多灾多难的历史又是谁造成的？简简单单的仁道，人生而知之，言不增一分，匪言不减一分，反被颠三倒四七上八下的翻炒成高深莫测的千言万语，似是而非七零八落的仁道还存乎？鸟虫草木尚能应云意，况人乎！把简单之理引深繁杂高大化，是作茧自缚，人类若陷入其中不能自拔，必成大恶。汉炒来炒去，把狼炒来了。狼走了，唐并没有觉醒，接着炒。狼来狼去，炒出的却是一个“万恶的旧社会”。“打倒孔家店”把狼赶走没几天，再接着炒，还美其名曰:乱世出英雄，平世用儒术。

炒了几十年，结果又若何？无非是老生常谈，始终没炒出个子丑寅卯来，始终没出现仁道文明的曙光。原因是:仁道并不高大、神奇、玄妙、深奥，一个欲字即可把其打倒在地，还炒什么呢！文化是为政治服务的，学术是为了寻找真理。当真理被虚假遮蔽，政治必失去光明。为何不从国之大局、史之大局着眼，研究一下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学术不进步、文化不进步、政治不进步、文明不进步是谁造成的？乱世是如何形成的？反复之乱之因在哪？能不能走出仁道编织的牢笼弃伪信真？

中国最大的问题是，总能把错当宝，把罪人当宝，总有一大帮吹鼓手把宝放大神化，巨大的泡沫遮天蔽日，将真理与光明吞没。一个社会的发展不求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。但求能在正确的路上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直到永久。如果在错的路上“苟日新”，则会“日日错，又日错”。中国是一个最重视思想的国家，但却把最重要的文化抛之脑后，不看效果的高谈阔论那些无用文化，以至扭曲了思想。“惟恍惟惚，惚兮恍兮”。

《老子》用5000言，把一个道字说的玄之又玄。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”。孔子学的越多，错的越远，《论语》把一个仁说的高深莫测。大道至简。大禹一张图囊括了一切的道，一篇《洪范》阐释了人世间一切的理。禹之文无虚重行，虚而道伪，行而道成。若禹，行不言之教，成不言之矩，简简单单的去做自己该做的事，就是最高的道、最好的仁。大禹立道，老孔乱道；大禹解疑，老孔惑疑；大禹定业，老孔轻业；大禹创新，老孔复古；大禹实干，老孔无为。老孔与禹相比，月日之差，泥云之别，不可比也。

中国的历史正是不明白“四不知四不可”，一直在扛着错行走，导致华夏文明一直在下坡路上连续跌倒。孙中山因此提出了改错之革命主张:“中国人的错，便是走错了路……想要中国进步，不但对于政治，就是对于学问，也要主张革命；要把全中国人几千年走错了的路，都来改正，所以主张学问和思想都要经过一番革命。”纠错乃史之大局，是开创太平盛世之基础。把历史之错一一改正，可无为而天下也。

失去文明坐标，如同行走在丛林里，会迷失于丛林。许多学者从小格局看历史，把中国的衰落定格在明清时期，认为寻找中国近200年来落伍的原因，应当由这一时期开始，并把这种观点写进了教科书中。鉴于此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务院在人民大学设立了“清史研究所”，不想可知，几十人的专家团队，几十年的研究，只会徒劳无功。从明清寻找中国落后的根源，无论找多少，都不是主因，从而误导现实社会走向不正确的道路。中国从明清开始受到外寇的不断骚扰，只是果，其因不在明清，在唐宋，在秦汉，在春秋。

春秋起文化开始混乱，秦汉起政治变得昏暗，唐宋起信仰走入迷途。错误的文化制造出昏暗的政治，昏暗的政治造成信仰的迷失。文化、政治、信仰虽是独立的三个方面，但三者必须是相容相合相生统一的一个整体。也就是说，1＋1＋1＝1。夏商周为什么成为文明的伊甸园，是因为三者相融相生互为一体。之后的中国产生的却是1＋1＋1＝5、6、7的历史。数字越大，分歧越多，社会越乱，文明越差。多元，多变，多灾难。人云亦云能骗人，历史不会欺人。数典忘祖之灾难，血淋淋的历史该觉悟了！今人多为古人担忧落泪，何也？是多愁善感？或是顾影自怜？我想是：恨应更、多于泪。

只有看清史之大局、服从史之大局，中国的历史才能从丛林的迷雾中走出来。历史没有了文明之思想，今人同样失去了文明之坐标。一个世纪以来，疑古、否古把上古史搞的更乱，民族的根脉也斩断了，胡顾名正言顺的成了名教授。王城岗遗址、瓦店遗址、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并没能让历史稳下来，反而增加了不少吵闹。

1996年，国务院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，200多个专家，历时5年，搞了一个夏商周年表，始终未能看到文明的模样。2001年，国家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，20年考古看到的只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影子文明。2020年11月，八部委联合启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。国家为什么这么急！中国早已面临着内外双重考验。

当今世界，西方文明如滚滚洪流，势不可挡，西方文明中心论思潮在中国铺天盖地，中华文明在世界中的分量微乎其微，在中国的地位摇摇欲坠，西文东进带来的许多隐患越来越凸显，西方对中国的误解、抵触越来越大，贫富分化、思想多变、信仰迷失、精神空虚等问题造成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。

中国是文明古国，却始终找不到中华文明的源头在哪，始终看不清中华文明是什么样子，始终不清楚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，导致文明传承无力，抗御无力，文化之乱、人心之乱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，人对自身身份认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，严重威胁到了国家安全与发展大局的稳定。多年的整顿治理，如鲧治水，治东溃西，疲惫不堪。有病必有因，有因而生根，治病要除根。人心乱，因在文，文之根在史，治乱应先稳史。

史稳，人心定，天下安。因此说，史之大局，乃国之大局，史乱必乱国，纠错稳史重于泰山。从全局着眼，抓住重点，尽快走出目前之困境，会通于夏，把历史的根接上，清晰、全面、高标准阐释中华文明，将中华文明从睡梦中唤醒，走进每个人的心里，让文明之树充满活力永葆青春，才是史之大局、文之大局、国之大局，考古、研史、学术都必须服从这个大局。夏禹是中国历史的定海神针，是中华文化的定海神针，是华夏文明的定海神针。禹都定，定一切。

确立“华夏第一都”，中国的历史将不再虚无，坚如磐石，中华文化将不再混乱，万元归宗，华夏文明将不再模糊，鲜活有力，民族之根将不再飘忽不定，深植于华夏大地。明确认定禹都，是大局所需，时代所需，其比准确的认定要重要千万倍。考古确定禹都的可能为零，必须走出这条死胡同，另寻它路，对禹都尽快明确认定。只有明确了禹都之地，方位确立了，中国的历史才能稳定，重塑历史、文化、文明之坐标。有了正确的身份认同标准，人在与世界的相处时才不会迷失方向，历史之错及西文东进带来的许多隐患也可微动謋解。

让世界读懂中华文明，是治西方敌视中国，联合打压中国之疾之千金方。让国人读懂中华文明，是重塑身份认同坐标，走向自信最快捷的办法。明确“华夏第一都”，会通于夏之义大矣！树起文明大旗，重塑文明坐标之义大矣！

史之大要是抓住关键点而制控全局，眉毛胡子一把抓只能使历史更乱。禹都乃史之关键点，文之关键点，国之关键点，失去关键点，必失史之大局、文之大局、国之大局。寻到“华夏第一都”，保护好民族的根脉，中华民族这棵参天大树才能根深叶茂，永葆青春，屹立不倒。

千百年来，禹都在哪，一直是个谜，引得历史与今人争论不休。一个文明古国，礼仪之邦，却说不出文明源头在哪，怎不让世界对中国古文明产生质疑，对夏朝的存在产生质疑。

任何时代的历史都无法与禹史相比，禹史没秘，中国的历史则索然无味。破译禹都之谜，应先了解钧台。《水经注》记载：“颍水经上棘城南，有颖水支流所出。其故渎经三封山北，渠中有泉出焉，谓之嵎水。东经三封山，东南历大陵西。陵上有启筮亭，夏启曾飨神于大陵之上。”人们认为这个启筮亭即钧台。唐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志》说:钧台在阳翟南十五里。

刘光辉先生为寻找钧台做了大量工作，是用大禹的精神在研究钧台，通过史料、地图、实地三统一，把钧台定在梁北镇黑龙庙村金山寨故址之上，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。金山寨东有柏山，山上有文峰塔，虽无法考究建于何时，但历史非常悠久，塔为八角形，高16米，共五层，每层门头上都有匾额，分别刻着：凌云耸翠、云汉昭回、光照钧台、秀耸钧天、钧台毓秀，钧天、钧台赫然其上，莫非钧台近在咫尺？金山寨与柏山相距不过几里，无论是二者相比，还是二者与三峰山相比，称柏山为“大陵”更确切。

《郡县志》中说：“台在阳翟县西南十五里”，应为“阳翟县东南十五里”之误。柏山周围为平地，南邻吕梁江（早已干枯），风光旖旎，独立于钧天之下，是敬拜天神最佳之处，把钧台建于此的可能也是有的。柏山建的禹妃庙可能更早，里边供奉有女娇、女攸塑像，又叫二姨庙，又增加了这种可能。《帝王世纪》说:“钧台在阳翟县西”，此记载具体位置不详，因而缺乏可信度，应于否定。《管子》曰：“（夏）民乃知城郭门闾室屋之筑”，夏在建筑方面已大有进步，但钧台的建设不一定奢华宏大。今天的我们即便是站在了钧台遗址之上，或许也很难发现钧台的蛛丝马迹，钧台也许会成为一个不解之谜。

因“启筮亭”三字，人们便说钧台为启所建。启“曾飨神于大陵之上”，后人把钧台称之为启筮亭也在情理之中。《竹书纪年》记载：“元岁癸亥，帝即位于夏邑，大飨诸侯于钧台，诸侯从。”《汤踪禹迹》说：“（仲康）会中北近国之诸侯于钧台，即夏王位。”《有夏志传》载，少康“乃以明年壬午为元年元月，即夏王位，五庙，王诸陵，郊天祈地，祭九鼎，坐钧台而朝诸侯。遂为中兴首君。”子曰:“夏道尊命，事鬼敬神而远之。”启、仲康、少康为何会于钧台搞那么隆重的敬神仪式？其因还得从禹说起。

在那个敬神非常流行的年代，禹尤其重视，他事鬼敬神很讲究，“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”。但也很简单，敬而远之。继位是大事，首先要做的是郊天祈地，与鬼神沟通，接受传递天帝的旨意告天下。钧台有可能不是大禹继位之时所建，是禹及夏民之前的敬神之台。但自禹在钧台敬神继位起，“钧台”就成了国之正坛、神坛，权力的象征，国家的标志。

大禹把帝位传给了益，启继帝位非名正言顺，仲康是在太康失政，将要被弈取代的情况下即位的，而少康是在艰苦的磨难中夺回了江山，他们要让天下归心，最好的办法是:步禹之迹，建都于禹之都，效仿禹于钧台祭拜鬼神，与天帝对话，以令诸侯。《吴越春秋》说：“舜崩，禅位于禹。禹服三年，形体枯槁，面目黎黑，让位商均，退处阳山之南，阴阿之北。

万民不附商均，追就禹之所，状若惊鸟，扬天骇，鱼入渊，昼歌夜吟，登高号呼曰：禹弃我，如何所戴？”（商周对禹的尊崇也从未减弱过，“咸有九州，处禹之堵”、“表正万邦，缵禹旧服”《商书》，“以陟禹之迹，方行天下”、“乃伻我有夏，式商、受命”《周书》。）禹对世人的影响太大了，利用禹的威望与影响力，于钧台令诸侯是必然之事。钧台若是启所建，缺乏这样的影响力与号召力，仲康、少康对钧台也不会那么敬畏。山东禹城乃大禹之城，也有钧台之说，人们把大禹事鬼敬神之台，称之为钧台，应是借用禹州钧台之名，是禹城人民对禹的一种思念。

禹州有“夏亭城”，禹城有“禹王亭”，禹州有“禹王庙”，禹城也有“禹王庙”，皆因禹。因此说，“钧台”乃禹所建，是中国由民族史步入国史的见证者，是华夏文明冉冉升起的地方，是国家的标志，是神权的象征，是禹都阳翟的铁证，是华夏第一都的信史。

《世本》说：“禹都阳城，在大梁之南”、“夏禹都阳城，避商均也。又都平阳，或在安邑，或在晋阳”、“禹都晋阳，及后乃迁安邑”。《帝王世纪》曰：“禹自安邑都晋阳，曾孙帝相迁帝丘，子少康中兴还乎旧都，复禹之迹也”、“禹自安邑都晋阳，至桀徙都安邑”。依据这些观点，再过千年万年，也难解禹都之谜，中华民族的根就会一直飘忽不定，中国的历史就会一直混乱下去。

今人依据史料把禹都定为:高密、阳城、阳翟、平阳、安邑、晋阳，处处是禹都，禹都对中华民族的作用力、影响力会大大降低，有弊无益。禹在位8年，建都在6个地方，显然大误。我们不是继续错误，只有改正错误才有利于历史的稳定。夏朝刚刚成立，国家初建，体制始创，人心刚安，百业待兴，为了稳定民心，禹是不会迁都的。禹“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”，更不会兴土木再建新都。《太平御览》说：“禹尝据一馈而七起，日中不睱饱食，曰：吾不畏士留道路，吾恐其留吾门庭，四海民不至也。”

禹继位之时已93岁，精力有限，根本没时间迁都。禹在位期间，风调雨顺，没出现天灾人祸，又没发生过战争，徙都之外在条件不具备。古人应与今人一样，对真正的禹都在哪无法确定，只能把口耳相传的几个都地记录下来，以便后人甄别。“又都平阳，或在安邑，或在晋阳”，“或在”，不确定也。“夏禹都阳城，避商均也”，禹让位于商均，到阳城（登封）隐居，而非建都在阳城。《诗经》有云:“天命多辟，设都于禹之迹”。

古人把大禹走过的地方称为“禹域”、“禹迹”、“禹堵”，因为大禹的言行、精神、伟大走进了人们的心里。人们把大禹巡狩之时办公居住过的地方称为“夏居”、“禹都”、“禹王城”，这是一种难以表达的敬爱、骄傲、自豪。综上所述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，真正的禹都只有一处。

《史记》引徐广曰：“夏居河南，初在阳城，后在阳翟”。《帝王世纪》载：“禹受封夏伯，在豫州外方之南。今河南阳翟县是也。”《水经注》：“河南阳翟县有夏亭城，夏禹始封于此，为夏国。”《汉书》颍川郡阳翟县下班固自注：“夏禹国”。应劭曰：“夏禹都也”。《纲鉴易知录》说：“夏后禹元岁，春正月，禹践天子位于韩。”阳翟乃韩之地也。（公元前453年，晋国的韩、赵、魏三家大夫灭智伯荀瑶，瓜分晋地，是为晋阳之战。公元前403年，韩、赵、魏三家大夫得到周威烈王的承认，正式位列于诸侯，韩国建立，建都于阳翟。公元前375年，韩哀侯灭郑国，迁都新郑。公元前370年韩复迁都阳翟。公元前230年韩被秦所灭。）《汤踪禹迹》记载：“禹为天子，凤凰出于荆山，来仪于阳翟。”“天子”在“阳翟”。《路史》:“少康复禹之迹，以绍都于栎（阳翟）。注曰:阳翟有少康城。”《太平环宇记》曰：“阳翟县康城，少康故邑，盖纶近阳翟，本禹旧都。”《禹迹汤踪》:少康“整威仪东南行，求阳翟夏王之故都。”禹都在阳翟。《史记》曰:“禹于是遂即天子位，南面朝天下，国号曰夏后。”《吴越春秋》曰:“国号曰夏”，禹若在阳城、晋阳等地继位建都，国号曰夏，显然不妥。禹州夏称夏、夏地、夏邑、夏国、夏禹国，在夏之地立都，国号曰夏，顺理成章。如此种种，都可确定禹都在禹州。

《五子之歌》唱到：“皇祖有训，民可近，不可下，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。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，一人三失，怨岂在明，不见是图。予临兆民，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，为人上者，奈何不敬？”、“训有之，内作色荒，外作禽荒。甘酒嗜音，峻宇雕墙。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。”大禹身为帝王，吃的是百姓饭，穿的是粗布衣，住的是简陋屋，时时处处把敬民爱民护民养民放在第一位。大禹虽建都禹州，但政府办公场所却是十分简朴，这也是禹都难寻的一个原因。

大禹出生在禹州，还是四川，其谜待解。但可以肯定:大禹成长在禹州，封地在禹州，建都在禹州。大禹虽葬于会稽，而大禹的根在禹州，大禹的魂在禹州。禹州不但是禹之都，也是启、太康、仲康、少康立国之都，是夏的政治、文化、经济中心。中华民族之根在夏朝，夏朝的根在禹州；华夏文明之根在夏禹国，夏禹国在禹州；中国文化之根在大禹，大禹的根在禹州。

禹州在历史中的地位极其重要。命名禹州为“华夏第一都”，在华夏民族的根源之地树起文明的大旗，对重建史学体系、文化体系、文明体系、学术体系、话语体系，对驱邪扶正、固本清源、凝聚史脉国脉文脉血脉人脉气脉，对唤醒华夏文明，让真正优秀的文化复活，实现民族复兴意义十分重大。“华夏第一都”，一块小小的牌子，却重于泰山，产生的作用大的不可估量！

禹州古称“夏禹国”，周末改称“阳翟”，金称“钧州”，明朝改称“禹州”。历史文化的千年熏陶，使禹州的古老文化资源凝重而深邃、广博而浩繁。禹州不仅是一座远古信息的生态园，更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宝藏库。大禹文化研究会认定的大禹遗迹、遗址、遗物就有一百多处，禹王锁蛟井、禹王庙、拉王庙、古钧台、禹王山、诸侯山、禹王碑、钧阳宫、启娘庙、禹妃庙、大禹渡、禹母洞、练兵洞、楼洞、夏禹故宅、夏社坛、夏文化遗址、夏禹浮雕、具茨山岩画，大禹故事一百多种，大禹文化更是遍及城乡村镇。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与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源，使“华夏第一都”形成了一条“会通于夏”的绿色通道。

大禹之州收纳了太多历史的烟云和文化的精华，组成了一部历史的纪录片。人们的一切苦难都会在记忆中隐退，唯有那一段段千年的影像依旧清晰，随时会在行人的前方出没。风来，雨过，鸟鸣，花语，都会留下轻柔的痕迹，伴随着颖河之潺潺，呈现出有声音的历史，让人沉思流连。在这片古老、神奇、厚重的土地上，以夏为坐标，让中国的历史活起来，让优秀的文化动起来，让文明的大旗飘起来，应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职责，是国家的责任。

只有了解了历史，才能明白根的伟大意义；只有读懂了中华文明，才能知道大禹对整个人类意味着什么；只有让伟大走进人的心里，才能成就改造中国及世界之愿。

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了夏文化研讨会。1990年美国洛杉机加州大学召开过夏文化研讨会。2010年以来，日本举办了多次夏禹文化研讨会，第五届日本“全国禹王峰会”先后邀请中国、台湾、韩国、印度尼西亚、马来西亚、美国和法国的大禹文化研究者共同参加研讨，使夏禹文明跨越国界、超越时空受到世界认可，使大禹文化成为世界文明的宝贵财富。

大禹不仅是中国、日本、韩国人民心中的治水之神，也成为了东方乃至全世界的政治之神；大禹不仅是一面文明的大旗，文化的大旗，英雄的大旗，榜样的大旗，也是一面勤劳勇敢、艰苦奋斗、开拓创新、团结合作、开放包容、和谐民主、平等自由、天下为公的大旗。大禹这面伟大的旗帜，树的越早举得越高越能给中国及世界人民带来福祉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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